吴江是我的故乡，震泽镇是吴江市十个镇（区）之一。震泽这个地名，早在《尚书》和《史记》中就有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算起来已有3000年的历史。震泽在解放前后是首屈一指的大镇。历史记载，从1726年到1912年的近200年间，吴江曾分作吴江和震泽两个县。
我的童年是在震泽度过的，在这里上的小学，进的中学，对这个水乡小镇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虽然离开震泽已近60载，但坐在北京的家里想起震泽的过去，常有一股淡淡的乡思。
2007年国庆节，我参加了在吴江举办的一次活动，受震泽镇党委之邀回到震泽，思乡之情一时竟浓得化不开来。
避战乱回到震泽
1939年初，我出生时的上海，除租界地以外已全部沦陷。那时，我父亲正押运一批丝厂设备，取道海上，由东南亚运去四川。这就是那时一些有节气的民族资本家发动的机器设备誓不资敌的一次大规模爱国行动———工厂内迁，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次由上海、长江三角洲等地向内地的工业大迁移。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和姑姑商量，决定离开上海，为了避难，也为了子女上学。我们两家乡下虽然都有祖宅，但学校少，条件差。考虑到便于相互照顾，两家合租了位于震泽镇北藕河坊的杨家里房子，定居震泽。
杨家，是震泽的望族，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863计划”的倡始人之一，力学专家杨嘉墀是我曾祖母的侄孙子，我叫他表叔。当时，杨家族人都搬进了上海租界，震泽的房子正空着。杨家房子很大，两层楼，有三进。正房之外还有侧厅、书厅，每一进除堂屋外都有东西厢房。老宅后面本是花园，有一个很大的西式阳台，当时已沦作堆存稻草灰之用。后门两侧的房子已坍塌，满地碎瓦，昔日辉煌早已不再。这里，就是少时的我捉蟋蟀、挖蚯蚓、爬树登高、掏鸟窝的地方。
池塘桥小学
当年，我家四世同堂，由祖母当家。我最初的启蒙教育来自于曾祖母，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四岁的我跟着她念经、认字、背唐诗。五岁时，祖母把我送进了学堂，进的是镇上最有名的小学———池塘桥小学，今天算起来已有百年历史了。
从家到学校，要走过老太庙弄、藕河坊、水担家桥，转个弯，穿过银行弄，走过池塘桥，过桥不远就是池塘桥小学。边上的小河俗称池塘桥河，是市河的支流，河里永远停满船只，很多是附近村庄来的航船。那时水乡的航船相当于今天的公共汽车，有效地沟通了城乡的商业往来。
进池塘桥小学是在1944年秋，校长叫沈善德，学校有八、九位教员，六个年级有学生200来人，还有一位校工负责杂务，每节课都由他摇铃，一切井井有条。学校操场很大，四周遍植杨柳。操场的一端是主席台，另一端有一个西洋式的锥形纪念碑，四周有铁链相围绕。这个碑好像是纪念学校创办人周积理先生的，不知道对不对。
抹不掉的旧事
小学的事情年代久远，已记不清了，依稀记得三件事：
其一，我第一个教师叫梁联，长得特别漂亮，她很喜欢我。上课时，她总是抱着我进教室，这样的“待遇”当然很特殊，说明我从小就“脱离群众”，但我感觉很好，六、七十年了也忘不掉。梁联老师如还健在，应该快满100岁了。她家好像还有几位也在池塘桥小学任教，可谓书香门第，教员世家。
其二，学校纪律好。每周一都要在主席台前集合，除了规定的程序外，校长时有训话，每天放学前也要在主席台前集合。每学期都要组织演讲比赛，不许拿稿子念，要事先背熟。有一次，我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个银盾，兴奋了好几天。
其三，中小学都有督学制度。县里的督学先生来前，学校要提前准备，校长、老师都很紧张。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后来进了震泽育英中
